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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经验的可信性并不在于必然为真（这是做不到的。
山水不是历史的利益相关者，而是一切兴衰成败的无言旁观者，渔樵为之代言。仁的要义并非自然情感（孟子的理解有所偏差），而是一个人成为人的意志，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
渔樵何以能够代表文明基础？他相信有一个隐秘的谜底：发明结绳作网而用于捕兽捞鱼的的伏羲就是原始的渔，而发明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则是原始的樵。所以，史前青山无意义，青山必须见识青史，见证青史，才具有超越性。此处所谓的意义并非分析哲学讨论的作为所指（reference）的意义（meaning），也不是语言学讨论的能指（signifier）的意指（significance），而是一个存在的目的性，即一个存在之所以成为如此存在的本意（that meant to be），比如说，人之为人，生活之为生活，文明之为文明，等等。三、渔樵如何谈论历史？ 对于山水作为社会之外的世界，理解却有深浅之分。但这种所有也只是一种使用权或管理权，据说是上天托管与天子的管理权，而山水的本体所有权仅仅属于自然，自然即天地，不属于任何人。
超越性有何意义？我愿意说，超越性正是意义本身，超越性就是生活的意义所在。从知根知底的意义上说，渔樵最能够理解人类的根本努力。此不之思，陈映真当然不能给出贴近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实际感受和经验的有说服力的分析来，批评也就不能和其时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内部经验、感受视野真正对话。
比如，在《某一个日午》中，陈映真便借着小说中自杀的国民党官员的儿子写给其父的信这样来宣判现实的台湾：现今不过是使我和我这一代人萎缩成为一具腐尸的境遇和生活。今天，在精神上，中国也同样缺少资产阶级民主生活的经验，好据以发展更真实，更纵深的，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民主生活。他被判10年徒刑，1975年7月才因蒋介石去世百日祭特赦出狱。致力于这样一种角度，是因为从这一角度所能引出的整理与揭示，不仅有助于我们对80年代陈映真诸具体知识、思想、文学、文化实践内蕴有更精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准确地揭示80年代陈映真诸具体知识、思想、文学、文化实践背后更内在的观念型构与感受型构，而这揭示本身便有着重要的思想认知价值。
比如，在写于1979年11月1日的，为他将要出版的小说集《夜行货车》作的序《颠踬而困乏的脚踪》中，他便直指先前为他所衷心信仰的中国大陆社会主义为腐化和堕落了的革命。也渐多用阶级话语整理中国大陆内部问题的言论。
某种意义上，就像我们若不以台独全面性崛起作为背景，便不能理解80年代以后陈映真许多知识、思想、文学行动一样，不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危机对把握80年代陈映真知识、思想、文学、文化实践的关键性，而过快聚焦于他的每一个具体的知识、思想、文学、文化实践，实不容易深入感受和体会80年代陈映真何以是如我们所见的那样一种知识、思想、文学、文化实践展开样态，不容易感受与捕捉他正面交代的理由之外的更深心情与感受脉动。在我看来，至少对大陆而言，80年代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和与之配合的另外一种把握台湾社会的方式，对同样经历了社会主义危机、理想主义挫折并快速进入一个商品消费无孔不入的时代的大陆社会，更具启发性。相比，最早写成的《贺大哥》，虽然和《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主题不同，但小说中贺大哥的越战经历有助于推进在此前保卫钓鱼岛运动中已经开启的对美国的帝国主义一面的认识，其有关得以使越战发生的美国的状态，美国精神治疗等机构对待贺大哥精神、心理创伤的方式等等，也都有助于开启对总是以自由、民主、现代形象示人的美国的怵然的反省。本文刚写出草稿，就有朋友指出：文章讲的是台湾作家陈映真，实际处理的却是大陆当代史。
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义的发抒，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让他告别过去感伤的重要媒介——对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的信仰，也常常让他对台湾现实不耐，而这特别表现在这一阶段的小说《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中。原来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活中，民主、自由、人权的饱受限制和摧残，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和特权的横行、民族自信心的极度沦丧，社会生产的一般性的落后这些事实，甚至使自来极度反共的人们，也为之瞠目。云门的集结与创作，让人们感受到创造性的舞踊的语言照样深深地使人们的灵魂骚动不已。对于一个爱国者，他不能说：我爱汉、唐，不爱宋、明……。
以此为背景，我们就可相当程度明白，何以80年代初陈映真诸多有关大陆的文章，核心焦点在指控、批判对异议和批判的知识分子、文学家的压迫。这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曾几何时，那一度以为是正确、光荣、伟大的真理，不转眼间崩坏为寻常的尘泥。
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最高的诰命，来自人民——而不是那一个党，那一个政权。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在民族资本积累上贫弱的条件上建设社会主义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巨大而严重的困难。
而认为当时中国（大陆）所从事的正是问题的解答。他又是通过哪些资源，什么样的思想探索和调整做到这一点的呢？ 细读陈映真的各种文字，我们会明白，陈映真在此挫折面前没有倒入上举他人各种途辙的根本，在他对何谓有意义生命、生活的理解，对弱者、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对苦难发自内心的悲悯和对人为苦难、不公正而不容自已的反感与渴望克服，对民族健康、自主发展的深切关怀，对近现代中国的被侮辱、被损害和在其中不断振起历史的深切认同。开眼之后所见的极处，无处不是腐臭和破败……也就是，1966年以后的陈映真确因中国大陆社会主义信仰、文革爆发带出的激昂和此前更感伤的陈映真不同，但这不同得以实现所借助的中国共产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带给这时陈映真文学的并不总是理智的凝视和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有时恰恰相反，更高的次元让自己对所处现实深为不耐。穿越时光的烟尘，他噙着热泪去瞻望一世代激越的青春，以灵魂的战栗谛听那逝去一代的风火雷电。而这父祖之国，归根究柢，正是无数中国人民所建造的。他于是知道了保钓运动左翼的思想和文化影响。
不只是文字，照片，更有活动的影像。显然，文革后大陆所揭露出的问题让陈映真看到，其时大陆作家所受到的侮辱与损害，超过了他先前一向卑视的国民党政权在三四十年代所强加给作家的侮辱与损害。
否则，人民、无产阶级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怎么会闹四人帮，怎么到现在才说中国革命胜利并不是一个人之功绩？ 第二，我开始想，不能把民主的问题，用资产阶级性这么简单地收拾。当然，所有这些重构得以发生的契机，是他过去认为正在有效实现普遍民主、寄托着他民族主义理想和热望的大陆国家本身出现了严重问题。
相比80年代从社会经济、阶级角度和冷战—国家分裂—戒严体制角度对台湾社会的分析，80年代中期以后，陈映真也渐多从冷战—封锁—民族分断和对其过度政治、经济、心理、文化反应的角度来分析毛泽东时代的言论。也渐多从中国大陆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有意识对中国大陆精英进行影响等角度对大陆经济、社会问题和思潮变迁给出分析。
一九六五年，美援完成了安定本省的政治和社会，创造一个具有购买力和生产能力的商品和劳动市场的任务。政治上充分而真实的参与，有真实的民主，人民群众真正的当家做主人，和以中国人民为认同主体，我们看到陈映真虽然已从激进的文革逻辑社会主义大大后退，但并没后退出社会主义的底线。也就是说，本文中心关切的是其背后更具基层性的观念与感受型构。在1979年底和友人的谈话中，他整理了自己反省后关于民主的新理解： 第一，我一贯认为，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有虚伪的一面。
而1979年中国大陆自身对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揭露给陈映真以巨大打击，让他看到中国的实际国力、经济、技术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和中共过去的宣传存在很大落差。使巴金的萧珊受到那样待遇的共产党，和我读史诺《中国的红星》里的共产党，怎么也不对头……。
政治上充分而真实的参与，有真实的民主，人民群众真正的当家做主人。而这样一种整理方式，自然容易让他接受对中国大陆国家政权是封建专制官僚主义的过快定性，容易让他把注意力过分聚焦于该时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运动，而不去致力对中国大陆国家政权、这一政权下的社会和社会中的人作深入细致的把握、分析。
反之，谁压抑、反对这个愿望，谁就一定要灭亡。陈映真1978年重操小说之笔，三篇之作有两篇（《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写跨国企业下经济收益不错的白领心理、精神、人格的被考验、被损害，也便不奇怪了，因为他意在激起读者对其时看起来光鲜、现代的台湾跨国资本、跨国企业怵然的反省。
而也只有以此为参照，我们才会对那些过快乃至被心情所左右的对毛时代的各种匆促反应，作出恰切的定位和评价。陈映真后来之所以陷入和大陆作家、知识分子的交流尴尬，其以中国人民为认同主体的新观念用在大陆时所连带的——认为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权力的批评当然代表人民，而人民又正确——这一当初隐含的逻辑与感觉实要负不小的责任。他说： 几十年来，我们在这个分裂的祖国两边的政权中，找寻、选择认同的对象。不过，细读陈映真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对他更根本的打击来自：陈映真本以为中国社会主义是人的充分解放者，广泛、真正民主的实现者，有意义生活与生命形式的实现者，民族健康主体的塑造者，结果在文革后揭露出的中国社会主义诸问题中，中国社会主义反而变成了民主的践踏者，勇于践行自己批评权力、按照良知讲话行为的压迫者，大批人堕入虚无、玩世、狭隘的重要责任者。
更让人惊异的是，迟至今天，对这些问题亦谈不上有充分细致、深入的历史—结构性分析与反省，当然，更谈不上以这些分析、反省为视角，对中国大陆新时期的发生乃至整个新时期的变迁作出分析。而且我们一切所恃以生活的，莫非巨大的组织性的欺罔。
是对国际霸权干涉中国内政，欲使台湾与中国永久分裂的阴谋非但不加挞伐，反而公开呼吁国际霸权侵犯中国，使台湾与中国长期分离。如前所述，在1979年中国社会主义问题暴露之前，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是正确、光荣、伟大的真理，根本原因在于陈映真认为他所关切的这些问题和价值，都在斯时的中国社会主义观念逻辑和实践中得到了理想解决和安置。
它不仅不包含校正的思想意识、思想意涵，且多数实质上是和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实践作过快定性反应的当时大陆主导知识、思想状态与氛围配合的。而且打击降临的时刻，正是他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解和鼓舞下，以为初步找到了为这条道路在台湾的实现可以作出自己贡献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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